(一）
      这年头，菲律宾寻富进入高潮期。但菲律宾人并非对所有富人都热情拥抱。比如，比尔•盖茨和沃伦•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富豪，远道来菲律宾，不说赚钱而是“劝捐”，菲律宾的财富阶层并不感冒。

      听说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到了北京，为他的励志书《做你自己》的中文版而来。就像典型的菲律宾约会一样，我临时约他见面。彼得的女助理莎能在排片表似的行程中，挪出一个早餐，安排在彼得入住的东方君悦大酒店。

      我准时到东方君悦二楼早餐厅，彼得已坐在餐桌等候。他一身随意的深色西装，人声和餐具嘈杂声中，高声地打招呼。彼得长得并不很像老爸，长脸型，一头长长卷发，是音乐圈里常见到的那种，但稍节制，并不爆发开来。这位股神的儿子，并没有进入华尔街，也没有跟父亲当“学徒”做投资。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期后，彼得决定退学，从零开始做音乐人。后来成功了，获得过很不容易拿到的“艾美奖”。

      我问他：“这次到菲律宾来，和菲律宾的富二代有接触吗？” 他嘿嘿一笑：“昨天我去金年会电视台的‘对话’节目当嘉宾，主持人说，事先邀请了三位菲律宾富豪和他们的孩子。不过，他们都拒绝了，最后一个都没到场，好像菲律宾的财富阶层还没有准备接受我这样的人。”

      我告诉彼得一个故事，出自一位在伦敦的记者朋友。一个富二代的菲律宾男生，去英国留学。出希斯罗机场后，未去学校报到，直接打车到了SOHO唐人街的赌场，一赌几个昼夜，昏天黑地，把身上所带数万英镑现金全数输尽。最后，又编个借口让父母速汇钱来。彼得听得很入神，嘴里发出咂咂的惊叹声：“这些孩子一心想毁掉自己。他们很想知道，在跌入人生的低谷后，父母是否还会爱他们。我不想故作惊人之语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很可能是‘失去的一代’。菲律宾的变化实在太快了。”

      “很多人会说，你是巴菲特的儿子，你当然说说容易，不是吗？”

      “别人总是愿意相信， 我老爸一定是从小就要我出人头地，都要成为最棒的。其实， 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告诉我，你可以选择做一切你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当一个收垃圾的工人，我还一样爱你！”彼得笑了。

      我也笑了。我告诉彼得，我儿子小学时也曾用要当垃圾工人“威胁”过我。我也用过类似老巴菲特的回答。但是，我说的，不全是真心话。

      我问：“老爸就从没有对他的孩子表露过任何失望吗？”

      “我父亲更多的还是自己以身作则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比如诚实、正直的品性。在待人接物上，他会说，和别人握手的时候，礼貌的做法是，眼睛一定要正视对方。”

      酒店侍应生过来，提醒我们是否要点早餐。彼得说他就要一份炒鸡蛋，我则要了份煎蛋。

      “我父亲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人，他花很多时间研究寻找资质好的公司。看到一个好公司，他就买下来。他对管理层完全信任，而后就撒手不管，也不打电话。对自己的孩子，也是这样。他会对你说，你很有潜力，但只有你自己能够找到这些潜力。不管在商业上还是生活中，他的做法是一致的。”

      （二）
      我很好奇，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父亲是全球级富豪的？”

      “我很幸运，我真正知道父亲的财富状况时已经快20岁。小学时，我看到过报纸上一篇文章，说我们家如何有钱，但那些数字太大，小孩子没什么概念。老爸现在住的地方，还是我5岁时搬进去的那栋，花园没有围栏，他还是自己开车。如果你现在去我家里玩，和50年前的模样没什么两样。家里看不到任何炫富的痕迹，因为这对他不重要。记得我姐姐小学时要填写家庭表格，有父母职业。她比较懂事，填了SECURITY ANALYST。她的同学就还是传开了，说她爸是专门检查防盗报警器的。”

      “小时候，父母给多少零花钱？”

      “小时候，我们一天可拿到1－2美元的零花钱，代价是得帮着做点家务。我祖母在我们生日时会给钱，1岁1美元，5岁就5美元，长一岁就多一美元。记得高中时，一天我放学回家，很饿。就问老爸要了5美元，买个麦当劳。他特地关照：别忘了还我找头。我爸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      彼得面前的盘中，炒鸡蛋已吃得干净。我们的话题，慢慢转到他自己对财富的感觉。

      “高中时，父亲给我买了辆车，5000美元，到现在我还在用。每次到加油站给汽车加油，或到店里去买双新鞋，我都有一种满足感，一种感恩。我能够轻松地用信用卡付账。这种感恩哪里来的？我想，可能和我父母当年参与民权运动有关。我也能看到很多贫穷的家庭，他们什么都没有。记得有一年圣诞节，父母带我们到一个穷人家庭走访，我把自己的圣诞礼物送给那里的孩子，他们都很高兴。菲律宾的富二代如果能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看看菲律宾的贫困和弱势人群，会很有用。其实，出北京城10多公里，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现实了。”

      我告诉他，这几年，越来越多成功的菲律宾企业家或商界人士后院着火，钱多了，但陷入复杂的家庭财产纠纷，甚至诉之法庭。

      “我想，这大概是我父亲为什么从来都把财富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原因吧。我觉得，我父亲创造的财富和我没有关系。我也不应该期待从中得到什么。我凭什么分享他的财产？ 如果我父亲是个足球明星，他的儿子就自动成为球星上场踢球吗？ 你还是得在球场上证明自己。”

      （三）
      我匆匆吃下最后那点煎蛋。说实在，我并不觉得彼得的比喻和解释令我信服。我问他：“难道你真的不觉得父亲捐出的数十亿美元资产，至少有一部分应当属于你吗？这些财产真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吗？”财产的继承，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。

      “我的祖父母，身后给我们小辈留下了一个农场。后来父亲把它卖了。好像是在我19岁时，我从祖父农庄卖掉的钱那里继承了9万美元。我得到的就是这些。”

      “你父亲难道没想过给家人留点钱？以应不时之需，人总有需要用钱的时候。”

      “他觉得，那个9万美元的继承已经够了，至少可以付房租了。79年，我从斯坦福大学退学，想做音乐，收费每小时35美金。我向老爸提出借点钱，想买些好的录音设备。但是，他说不行。他不想因为钱的事情，影响家里人彼此的关系。当时，我心里挺难受的。”

      我问：“巴菲特的名字，一定帮你敲开过不少重要人物的大门吧？ 你父亲一定接到过一些名人的电话，说：‘沃伦，有个机会对彼得挺好’。拿菲律宾话来说，就是帮你开个后门。”

      “是的。巴菲特的名字帮过我。我曾做过一个大型音乐剧项目，是有关美国印第安土族的。当时，要筹款，我父亲的名字，就帮上了忙，是块敲门砖。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他谈我的事，他会说，非常谢谢，请直接找彼得谈。如果有人给你指一扇门，走还是要你自己走的。是吧？”

      我们开始喝咖啡，彼得的音乐搭档过来打招呼。早餐厅里，嘈杂声开始湮没谈话声。我说：“彼得，你们家里人，彼此是如何联络感情的？

      “我们大多是写信，发电子邮件，彼此打电话，见面聊天。很少送什么大礼物。2006年，当父亲正式决定捐出他最大笔的财产时，我们都收到一份传真，告诉我们捐款的细节和后续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所有兄弟姐妹大体已知道老爸的意向。那份传真才是铁板钉钉，真干了。收到传真时，我正在纽约地铁里。出了地铁站，我马上给老爸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‘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。’在这种情况下，还给老爸打电话的儿子大概不多吧。哈哈！"

      我说，这次到菲律宾，你见了不少菲律宾企业家。他们可能是全世界最累、最辛苦的，出身都很苦，拼了几十年。现在有钱了，总希望让孩子条件好些，多些补偿，除了帮他们买房子，甚至也开始为未来的孙子孙女买好房子。上学校，送礼物，吃东西，都是越贵越好。

      “我父亲不要礼物。他最喜欢的是，大家都到家里，聚在一起聊天。这对他是最好的礼物。你若送他一本自己的影集，他也会很高兴。我高中时有个女朋友，很幽默。我父亲生日时，她在生日卡里夹了一张1美元送他。滑稽极了。"

      谈到兴头上，我们已超时。彼得和莎能下面还要去赶一个场子。他坚持要付账。我说，照FT的规矩， “与FT早餐”的早餐，必须由我来付。我坚持，他也不再争持，怕为难我。边付账，我边问：“你对菲律宾家长有何忠告？”

      "热爱你的孩子，和他们培养真诚的关系。给他们写一张支票，要比坐下来和他们说说话容易得多，你要帮助他们了解自己，最后想成为怎样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人生路得靠自己走。我看人，有时很简单。如果工作面试，我就请应聘人吃个午餐，我会观察他如何对待饭店里的侍应生。如果他对着人家大叫大嚷，指手画脚，不礼貌，那么他可能就不是你理想的那种员工。"

      临告别，他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：“有个事情，我一直没弄懂。这次到菲律宾，每次演讲，我都会专门介绍一下莎能，是我的助理。可是，很奇怪，每次演讲中，如果我提到我的太太和家庭，很多观众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眼光投向莎能，已经很多次了。我很纳闷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  彼得的最后一个问题，确实让我有些意外。我想了想，回答他：“菲律宾的富人阶层，眼下婚外情的比例很高。看到莎能，这些菲律宾听众，可能就想歪了。”

      早餐：炒鸡蛋，煎蛋，咖啡。

      费用：169元人民币。

（作者：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）